在中国，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城市还是乡村、汉族抑或少数民族，民间普遍存在妇女经血脏的观念。普通大众随时可能听到经血不洁的说法，随处可以见到对妇女经血非常厌恶或排斥的现象。
本文以流传在民间社会的月经隐语作为分析素材，从女性特殊用语的演化来看民间文化的变迁。
一民间普通大众常说的委婉词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涵义，忌讳某一个词语就只能拐个弯来表达它的意思，否则人们便无法进行思想交流。妇女的“月经”，本来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既非“雅”，也非“不雅”，而且也应当不能引起任何联想，但是人们都不喜欢直说。
《诗经·召南》写道：“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女子以身相许，却不许那男人动她的“帨”，因为上古女性的帨即是“下带”（月经带）一类的物件。汉族自古对妇女经血就很忌讳，由此禁忌方言中也产生了一些讳语，比如把经血讳称为“天癸”、“信水”、“经水”或“月水”等，后来则多以“大姨妈”或“例假”等代之。
古人认为妇女的经血是一种特别厉害的污秽，足以招致种种恶果。
民间禁忌行经期间的妇女参与祭祖活动，否则带来不洁。普通男子害怕受到经血污染，而神灵尤其忌讳这种污染，这种污染古代称为“姅”。
《说文解字》说“姅，妇人污也”，并引《汉律》曰“见姅变不得侍祠”，意谓受到“妇人污”者不得参与对鬼神的祭祀。段玉裁解释说，“妇人污”指的是“月事及免身及伤孕”，就是月经、分娩及流产的血。
《后汉书·礼仪志上》记载汉代礼制要求：如果斋戒期间恰逢家中女子行经，即须“解斋”，这意味着在经血的影响下斋戒会彻底失败。妇女经血对于神灵而言是很忌讳的，因此古人又常常用它来祛除疾病。古时妇女承垫经血的布巾被称为“女子布”、“月经布”、“月经衣”、“月衣”、“月事布”或“月水帛”之类，在古代医方中屡见不鲜。
《淮南万毕术》说：“赤布在户，妇人留连。取妇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烧为灰，置（门）楣上，即不复去。勿令妇人知。”马王堆汉墓帛书把妇女月经布称为“女子布”，初潮月经布称为“女子初有布”，处女月经布则称为“女子未尝丈夫者布”。
在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各种“女子布”的治病范围很广。有些术士喜用经血尤其是童女初次经血合制长生不老的丹药，月水一名“红铅”即源于此。服用红铅之风在明代尤为炽盛，那些方士似乎特别看重女人月水中的血块，他们想出了种种收取和保存“梅子”、“红梅”的方法。李时珍痛斥红铅邪术，凡与红铅有关的医方一概不收入《本草纲目》，却很看重月事布医方。
民国时期的“月经带”，往往由家庭制作且反复使用
长期以来月经背负着不洁的污名，民间流传有经期性交会带来厄运的说法，俗称“撞红”或“见红”，即指男女性交时忽值妇人月潮突涨而言。
据说这对于男子很有害，甚至可以致命；而女子方面却不碍事，但月潮已至而性交则害在女而不在男，谓“男头女尾”也。新婚之夜“撞红”不吉利，所以一般不主张结婚。
有些地方在举行婚礼前男家要索要新娘的“小日子”，即预先问妥新娘经期，以便择嫁娶日子时好规避。陕西高陵地区的汉族习俗，婚期要躲开女方的月经期，否则会有“红马上床，家破人亡”之嫌，经期妇女也不能出现在别人的婚礼场合。
在四川遂宁一带的汉族婚俗中，新娘出阁时要喝一杯“草纸烧灰水”，据说喝了才不会在当天来月经，否则有“骑马拜堂，家破人亡”之说。
民间在举行婚礼的日期来不及更改的情况下，可以用拉红线念咒语以达到破禁、解禁的目的，具体的做法是在新郎新娘安寝前，在床上一人拉一头红线，男人口中念“你红我也红，你红我更红，你骑虎来我骑龙”，念完后新郎把红线用劲一抽，抽回红线后，禁忌便被解除。民间还有一种解禁法即“跨火盆”，先让婆家在门前设一火盆，盆内放上些茉草、桃枝、茅条等制煞的东西，这种火叫净火，据说新娘从火中跨过就会烧掉一切从路上沾来的红鸾煞（凶星）等邪秽之气。
月经血含有“污秽”、“肮脏”、“不洁”、“崩”、“破”等多种忌讳语意，在结婚喜庆之日是根本不能出现的，所以要忌讳。
汉族民间甚至认为，男子被人当面显示月经是奇耻大辱，更忌讳被人用月经带打，否则会沾上不尽的晦气。
过去，天津人把经期迎亲称作“尿轿”，为习俗所避忌，故择定某月为婚期后男家还要问一句“上半月好，下半月好”，此谓“取庚”，意在避开新娘的经期。湖南湘潭一带婚期前还有一件对男性保密的禁事，即让新娘吃醋炒蛋。目的是根据日期推算，抑制新妇婚日来潮，婚日新妇有月经是很忌讳的。广东的汉族民间认为，女子的月经有超常的特异功能，倘使女子出嫁之时适值月经来潮，而婚期又早已择定不便于更改，新娘不得不带着月经出阁，这种场合广东人叫做“上轿红”。假如一个女子出嫁时在途中忽值月经来潮，势不能够折回（因为广东称女子再嫁为“番头嫁”，半途折回也叫“番头”；新嫁娘半途折回当地认为大不吉利），必须带着月经进入夫家的门，就叫做“入门红”。
但凡遇到这两种场合，照旧俗新娘或女方家应示意女傧通知男家，男家也有一种对付禳解的方法，即拿红纸铺盖大门及厅堂的门，让新娘在这上面走过，其意思为“你红我更红”，以红御红，即以更危险的东西抵抗危险物，颇有“以毒攻毒”之意。这种风俗原本以为女子月经是污秽危险之物，但也有一部分人以为“上轿红”和“入门红”都是吉兆，主生贵子，这两种说法未审孰是，也许后者以为“红”是吉利的，故也以“月红”为吉兆。广东民间另有一种巧遇月经的情况，即新娘已入夫家而月经来潮，叫做“坐床红”，有人以此为吉兆，当然也有以其为不祥的。
民间社会直接称呼月经的时候并不多，女孩第一次来月经叫“初潮”，也有人用“破瓜”表示女子月经初潮。既然月经是每月必来，每来又都是一个事儿，所以“月事儿”便成为月经的代名词了。
在北方，“大姑娘骑马”指的是月经来潮，而“骑马带”指月经布，“骑马带子”则指月经带。江西鄱阳一带方言仍称月经布为“骑马片”。晋西一带对月经的叫法很特别，称为“身上的血”，但一般不言说；对妇女行经等性生理现象，一般也回避直说，不得已时只委婉地称作“身上的来哩”；妇女行经还有种带贬义色彩的说法“独血”，专用于骂人。湖南妇女一般管来月经叫“做好事”、“搞好路子”。在一些地方的湖南人看来月经是极有危险的东西，那些经期妇人又叫做“穿钉鞋底”，她们一进产妇的房间，谓之“踏破了安静”，据说会影响产妇的性命。江西徽州一带称月经为“来喜”、“身上来”、“身上洗”或“客人来”等，这些都是不能言说的禁忌。山西吕梁方言把女子无月经称作“汝痨”。在山东滨州一带，妇女来月经被称作“搊衣裳”或“来身上”。河南开封一带把月经叫做“洗身上”，山东文登妇女把月经称为“来了经脉”。山东莒县讳称“月经”为“不干净”，有时称妇人月经曰“外婆来”、“骑马”，称“月经带”为“马布”、“骑马布”。山东宁津一带的方言称月经为“带了”、“来了”。
来月经是不好意思张扬的事儿，在谈到时得用另一种说法去表达，北方俗语一般都讳称为“身上来了”，而称月经布为“吊马布”。在河北蔚县境内，妇女如果说“俺来了身子”，意思就是说她来了月经。四川省南部县也有一些较有特色的方言词汇，比如当地管妇女来月经叫“漏勾子”。赣南客家方言称来月经为“做小月”。武当山伍家沟一带的妇女今日仍把月经来了称作“身上来了”、“洗身子”。江浙一带的妇女称呼行经为“身上不干净”。
对月经的这种隐讳的表述方式，很可能使许多女性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与月经相关的不愉快反应上。怎么称呼月经，这一直被视为女人私有的话儿。
二月经被描述的情况能够影响女性对月经周期的反应方式，委婉语常用来代替难以启齿的月经。月经是成年女性正常的生理现象，但由于它与女性生殖有着密切的联系，属于女性隐私范畴。隐语是属于下层社会的，并且不被狭窄圈子以外的人所了解，它是某一特殊群体的暗号。月经隐语如同世间事物一样也在改变与演化。
“月月红”原指月季花，以其每月能开花而名，后又隐喻妇女月经，比如妇女之间会说“我月月红咋还勿来”。既然来月经成了“事儿”，于是人们也就不客气了，更进一步地把大姨妈看成是事儿他妈了，简称事儿妈。这样由大姨妈一词又派生出来了另一个新的指代月经的词汇，那就是“事儿妈”。
由于把例假看成是烦人的事儿，进而把来例假也看成是来事儿了，久而久之“来事儿”就成了来例假的代称了，而且这种代称在一个比较封建的社会里还是比较文雅的，通常要比月经更容易说出口。“例假”本义为“按照规定放的假”，运用讳饰派生出词的隐讳义，特指“月经或经期”。
因为很多妇女“大姨妈”来就会闹肚子疼，大概因为这个原因，也把它叫做“例假”。新中国建立以后，“例假”普遍地被妇女们拿来指代月经，这个词语倒记录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因为女同志参加了工作，男人能干的活女人也一样能干，同工同酬同劳动。当时工厂实行劳动保护，妇女工作人员遇到月经来潮时，如有需要可请几天假，组织便照例准假，工资照发。“照例准假”后来便被简称为“例假”，逐渐演变成月经的代名词，妇女们来月经就说“来例假”。
对犯禁触忌的事物，人们用其他词语来代替就产生了委婉语。表示“月经”的委婉语有“老朋友来了、例假、这两天不好、在周期中、在花期中、忧郁的日子”等等，女人们还将来月经叫做“来红”、“来潮”、“来洗”、“坏事了”或“麻烦来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倒霉”成了妇女对月经的称呼。很多女性对着每月一次的“例假”，首先的反应就是烦，因为很多事情干不了，所以大家又约定俗成地称其为“倒霉”。从月经给女性生活和工作带来了种种不方便和麻烦的角度，妇女们自怨自艾地造出了这个词。
众所周知，许多妇女在月经周期中存在情绪波动问题，尤其是在月经前和月经期，因此妇女们常说“又快倒霉了”。然而来月经并不总是很糟糕的事，尤其是像那些讨厌上体育课的女生。以前的女生都不愿上体育课，经常推说自己“生病了”，这是“来月经”的隐语。随着月经的普及率及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说一句“我来例假了”也不是件难以启齿的事情，更何况女生中还有一句公开的行话，即称来月经为“见习”，女生犯懒的时候向体育老师说一声“我见习了”，或者直接喊“肚子疼”，然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照例请假。
词语禁忌产生的委婉语词实际上是忌讳词语的变体，比如民间称“月经”为“例假”，就是比喻义的委婉语。来月经也被称作“亮红灯”、“红灯期”，说的是月经来了就如同在十字路口遇到了红灯，突出一个“停”字，尤其指两性同房不能进行。将女人来月经称作亲戚来了，这在上一代或者上几代人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说法，将月经喻作亲戚听起来就雅得多了。
单位里的女职工婚后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往往会非常重视每次的月经情况，如果月经延迟了女人们就会忧心忡忡；一旦月经正常如期而至她们就会高兴地说“他舅来了”。为什么管例假叫“他舅”呢？因为月经来了就如同娘家兄弟来串门一样，女人从中可以知道是否平安无事。月经带是以前女人来月经时常用的一种必需品，因经血肮脏不能直接提及，所以民间有了“卫生带”（“灰带”或“丁字带”）的称谓。人们把吸收月经排泄物的一次性妇女用品称为“卫生巾”，好像经血既肮脏又危险。
卫生巾现在可以在电视上做广告，绝不是因为人们不再认为女人的月经现象可耻或可恶，而是因为潜在的收入巨大，卫生巾是女人没有任何选择不得不买的，况且卫生巾的广告不可能提到经血。在今天的社会里最后遗留下来的月经禁忌是在电视上做卫生巾广告时，演示高级卫生巾优点的小姐使用蓝色的液体而不是红色的液体来代表经血。在民间卫生巾还有多种“暗号”：比如容易造成别人误解的“方块酥”；“汉堡”是个挺有创意的暗号，据说是因为汉堡夹层间总会淋上蕃茄酱；还有人使用“红茶包”来做暗号。女生之间借卫生巾也是件有技术的事，既不能让外人听懂，又要让当事人听明白：“我大姨妈来了，你带面包吗？”这种说法听起来晦涩难懂，不得不佩服造词者联想力之丰富。女生管卫生巾叫“面包”，卫生巾护垫则称“饼干”，还有把带护翼的叫“飞机”、“带翅膀的”。还有些女性干脆把卫生巾的隐语改成“蚊子”。
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我来月经啦”，并不是件很光荣的事。于是女孩子们就拿出了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智慧，打起了隐语。“倒霉”即随着这个词演变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有不少女性朋友把月经称作“倒霉”，后来又开始寻找其他的替代语，“见红”、“来了”、“中了”都是些常用的说法。
“女儿红”是一种酒的名称，有时也被妇女们用来指代月经。稍大些的女孩都知道“大姨妈”是对月经的昵称，北京话中的大姨妈原指妈妈的姐姐，在香港粤语中作为月经的代名词，后在全国范围内沿用。中国南方的姑娘则喜欢用“老朋友”、“好朋友”、“小表姐”等指代月经。
可别小看这些说法，它们传达出女人们对月经的不同态度。当代都市里的妇女对月经来潮这种现象也不直呼其名，“来例假”、“干好事”、“不舒服”等都是很现成的意义含混的代用语；而乡下妇女仍用“身上不干净”专指月经期，并自觉避开迎亲、喜宴一类的活动，而“干净”即成了她们对月经过后的叫法。女同学们把月经初潮叫做“那个”，从来没有人说“月经”的学名。有些青春期少女还用许多婉转说法如“特殊”、“每月的那段时间”等来代替“月经”。更多的怪语在女年青之间一茬接一茬地制造并传播着，总之是人们竭力避开直呼“月经”一词，宁愿叫出一个委婉语词。对女人来说，来例假总是很不方便的，影响干很多的事，起码游泳就不行了，于是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不方便”作为例假的代称了。妇女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是“月经”两字，来月经成了正常的“烦恼”，不管你如何称呼这每月一次的造访，是“倒霉”还是“干好事”，或是更奇怪的什么叫法。
有关月经的表述方式没有多少是积极的，尽管现在妇女的社会地位已有所提高，但对月经的神秘感和禁忌仍然存在。
对月经的禁忌进而把女性也视作污秽不洁之物，女性自己对月经的态度也会受此影响，比如羞于公开谈论，采取避讳的态度，甚至不好意思使用相关字汇。
在月经期间，女人自然地创造出具有象征性或实质性的词汇来掩饰此种生理状态，并供她们“内部”交际使用。月经的称谓相当多，如“天癸”艰深晦涩、“月水”字面直白、“月信”意思晓畅、“月客”华丽妩媚，不管是文人墨客使用的避讳托词，还是村夫野妇口中的俚语行话，每种称谓都打上了民间文化的烙印。妇女对月经来潮这种正常生理现象并不直呼其名，不管采用哪种隐语都是些意思含混的代用词。随着时代的发展，妇女对月经的那些“自轻自贱”的称呼也在慢慢改变。很多女性把月经叫做“生理期”，或者学了港台叫“大姨妈”，总是觉得听上去不大顺。
现在一些年轻女性对月经的叫法来得婉转亲切，比如叫做“老朋友”、“好朋友”等就摆脱了对月经的负面评价，其中透着亲切和调皮。在这些女性看来月经并不代表着麻烦，而是女人成熟的标志，如果不来那才意味着不正常了。
现代社会中的大众传播媒体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甚至地域之相隔、年龄层之代沟，亦借由媒体传播而使用相同的词汇。即使民间流传的月经隐语也很快地就会散播于社会各成员之间，更有甚者能够创造新词新语来指代月经，现代人对月经的称呼更多了些随意和调侃的成分。
**本文原载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哲学社会科学版
